中共情报史上有许多传奇，号称“五重间谍”的袁殊就是其中之一。
袁殊，原名袁学易，出生于湖北蕲春，1925年改名袁殊，1928年赴日留学，1931年3月在沪创办并主编《文艺新闻》周刊，最早发表左联五烈士被害的消息，1931年10月经潘汉年介绍秘密入党，开始从事情报工作。
△袁殊
他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，广泛交际，先后结识中统要员吴醒亚、日本外务省特务岩井英一等人，获取了大量情报。后来，袁殊与特科的联系一度中断，其组织关系转到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。
1936年5月后，袁殊去日本留学。袁殊到日本后，正在外务省供职的岩井英一给他提供了许多帮助，不仅为他解决了留学期间的费用，还介绍了一些日本政界和学界人物和他认识。
岩井之所以特别关照袁殊，当然不是所谓的朋友之谊，而是培养袁殊亲日，拉拢他为日方效力。1937年4月，袁殊从日本回国，暂居青帮头子杜月笙的门下。
△袁殊（后排右一）在日本东京与留日同学的合影
不久，全面抗战爆发，军统急于开展对日的情报工作，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。
戴笠得知袁殊两度留学日本，又与日本领事馆关系密切，亲自找到袁殊，要他加入军统抗日。袁殊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。
1937年11月12日，上海沦陷。潘汉年撤往香港，行前向袁殊交代：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，但有关情报事务只与他本人单线联络。
1938年2月，岩井英一回到上海任驻上海总领馆副领事。4月，岩井成立了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关——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，又称“岩井机关”。
△日本领事馆
岩井知道袁殊背后复杂的关系，希望袁殊为自己工作。袁殊也想利用此机会获取日方情报，便欣然同意。
在岩井公馆，袁殊获得了大量重要的战略情报，包括：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“远东慕尼黑阴谋”、日本外务省决定同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、日本少壮派白岛敏夫等人同苏联驻日外交人员的秘密接触情况等。
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决定南进的战略计划。
在日本外务省的安排下，袁殊应邀访日，受到日本天皇和首相的接见，并与各级政要会谈，期间日本外交官野村吉三郎曾向袁殊透露，日本政府已确定了放弃北进、实行南进的重大战略决策。
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震撼，回国后他立即报告潘汉年，中共中央随即密告苏联政府。
△潘汉年
从1941年开始，袁殊又打入了汪伪政权。自此，袁殊已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、国民党中统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、国民党军统、汪伪政权，因此，很多文章称之为“五重间谍”。
但实际上，只有中共对其各种身份都掌握，袁殊真正忠诚的还是最早加入的中国共产党，他始终都是中共的谍报人员。
那么，情报史上有没有真正的双重间谍？
当然有。孙子在其兵法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。
孙子非常重视反间，认为反间是五间的枢纽，“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，因而利之，导而舍之，故反间可得而用也……五间之事，主必知之，知之必在于反间，故反间不可不厚也。”
△孙子画像
杜牧认为，“乡间、内间、死间、生间，四间者，皆因反间知敌情而能用之，故反间最切”。
黄朴民认为，“这个关键，就是在‘五间’之中要以‘反间’为主，带动其他的‘四间’，广开情报来源，动员各种类型的间谍，运用各种手段窃取敌人的情报……从而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”。
这些解读深刻揭示了“反间”在谍报工作中的重要地位。
一个敌方间谍如何才能成为“反间”？
孙子指出，“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，因而利之，导而舍之，故反间可得而用也。”历代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尽相同，争议的焦点集中于“导而舍之”。
曹操认为“舍，居止也”，杜牧也说“敌间之来，必诱以厚利，而止舍之，使为我反间也”。但明代赵本学给出了不同的注解：“因而厚利以诱其心，导之以伪言伪事，而纵遣之。”将“舍”解释为“纵遣之”。
△明代赵本学注本《孙子兵法》
两种说法，当以赵注本为上。
确定一个有多重身份的间谍是否为双重间谍，主要看两点，其一是他是敌间，其二是他被我逆用，舍此则不能断定其为双重间谍。如袁殊，不管他有多少身份，他也只是中共的情报人员，而其他的身份都是他的掩护色。
在国际谍报界，英国军情五局和苏联克格勃，都是反间的高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控制了全部德国间谍，并通过他们传递假情报。
△英国军情五局正门
军情五局负责经营双重间谍体系的约翰·马斯特曼总结了双重间谍的七个作用：
(1)控制敌方的谍报系统；(2)捕获新渗透进来的间谍；(3)获取敌方谍报机构的情报；(4)获取敌方的无线电密码和破译密码所需的材料；(5)探索敌人的意图；(6)通过传递假情报来影响和改变敌人的计划；(7)对敌人实施欺骗。
苏联情报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控制了德军的全部间谍，并渗透了英国军情五局、军情六局等关键情报机构。他们在维护国家安全、了解对手的核心机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杠杆配资网站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沪深京指数
热点资讯
